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，从《731》到《南京照相馆》，电影作品引发的舆论冲击，也带领我们回顾80年前那段祖辈们经历过的腥风血雨。

惨痛的历史一幕幕展开，“慰安妇”便是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。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在中华大地上横行，至少20万中国女性成为了受害者。如今，正义尚未得到伸张，但全国受害幸存者仅剩7人。

自从1991年全球第一位“慰安妇”韩国人金学顺勇敢站出来，向世界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，一批中国的学者也踏上了寻访受害者、调查历史、还原真相的路。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便是他们中的开拓者。

近日，我们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历史博物馆，拜访了在“慰安妇”议题上耕耘了三十多年的苏智良教授，请他为我们讲述多年来如何在与时间赛跑，寻访358位慰安妇受害者的故事。他也讲述了在日本右翼阻挠之下，“慰安妇”档案申遗被搁置、“慰安妇”受害者诉讼日本政府遭失败，以及当下我们捍卫历史真相，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意义。

苏智良教授在中国“慰安妇”历史博物馆向观察者网讲述 观察者网

【对话/观察者网 高艳平，整理/段平洋】

34年，358位“慰安妇”，2100处慰安所

观察者网：您是1991年才从日本学者那里第一次听说，中国第一个“慰安妇”场所是在上海，您作为历史学家当时也很吃惊。可见那时国内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，当时都过去45年了，为什么之前大家都不知道？

苏智良：首先，日本政府有意隐瞒战争罪行。二战结束时，日本政府自上而下销毁了大量证据和文献，很多资料找不到了。

其次，因为“慰安妇”问题涉及性侵害，在东亚社会是难以启齿的，所以受害者大多选择沉默，能够站出来发声的只是极个别的。直到1991年8月14日，韩国受害者金学顺站了出来，才引发了一波各国对“慰安妇”问题的关注。可以说，我们真正开始了解“慰安妇”问题，是从1991年才开始的。

观察者网：从1991年您开始做“慰安妇”专题研究，至今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，令人敬佩。期间有哪些里程碑式的突破性进展？

苏智良：第一个重大进展是在上海的调查。1993年我从东京大学回到上海时，掌握的慰安所资料只有4到6个。1995年抗战纪念高潮中，媒体逐渐有了一些这方面的报道。比如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《市民与社会》栏目，当时主持人是左安龙先生，他邀请我做一期直播节目，讲述上海慰安所的调查过程。节目反响极大，现场电话不断，原计划两小时就结束的节目临时决定次日继续播出。那次直播我们也搜集了很多之前不了解的线索。

比如，一位姓陈的番禺中学物理老师，他父亲是商人，抗战前在钱仓路建造了一座豪宅。这座宅子是一处四周围起来的院落，中间是两层的青砖洋房。陈老师说，这栋房子在抗战时被日军占领改为慰安所，中间的二层青砖洋房成了军官的慰安所，四周的平房变成士兵的慰安所。陈老师一家人被驱赶到一个角落，家里的管家成了慰安所的管家。

陈老师请我们去现场调查，那座房子如今被列为浦东新区的优秀保护建筑。老管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我的两个学生讲述了这座老房子的故事，并透露附近在四川北路横浜桥还有一处分所。我看完学生整理的材料后大吃一惊，就赶紧联系准备去拜访这位管家先生，结果被告知老人家已经去世了。

一处慰安所被拆迁之后，门窗被保存在中国“慰安妇”历史博物馆 观察者网

所以我们的调查一直有这样一种使命感，我们在跟时间赛跑。这样从最初的几个慰安所，到现在上海确认的慰安所已经有182家，可以说上海是整个亚洲慰安所最多的城市。

第二个重大进展是在山西。90年代后期，当地志愿者帮助我们找到了一批幸存者。因为农村地区受害者的经历众所周知，隐瞒不住。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，确认了几十位幸存者。

第三个是2000年前后，海南省政协很有责任担当，他们组织调查日军侵华暴行，其中包括“慰安妇”问题。海南是日军南下东南亚的重要基地，慰安所分布密集。我们在那里确认的慰安所数量接近100个，受害者168人。

通过这些年的努力，我们在中国大陆找到358位“慰安妇”受害幸存者，全国各地确认慰安所的数量超过2100个。这些都是实证调查得出的确凿成果。

观察者网：您在全国搜集到的2100个慰安所，可以说已经拼成了一个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施暴地图。从展馆介绍我们得知，日本“慰安妇”制度最早形成于上海，反而不是东北，为什么？还有大同和海南的情况又是怎样的？

苏智良：“慰安妇”制度最早确实是从上海开始的，因为上海是日本海军最大的海外基地。日俄战争（1904-1905）之后，日本海军频繁驻屯上海，在虹口建立了特别陆战队司令部。1932年1月份，这个司令部指定了四家日本的风俗店作为海军特别慰安所。

1932年“一·二八事变”爆发后，作为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冈村宁次提议从日本召集女性组成“慰安妇”团，驻扎在上海。战争结束后，这个“慰安妇”团撤离，但海军慰安所继续扩散着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我们确认下来应该是从1933年开始，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慰安所也逐步出现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尤其是八·一三淞沪会战、南京沦陷，日本就开始自上而下地全面推动慰安所的建立。

从那以后，在全国，只要是日军占领的地方，无论是一个师团、一个军，都会建立一个“慰安妇”系或者“慰安妇”科，来负责慰安所的建立，军队的副官负责指挥。所以，从黑龙江到云南，从内陆到沿海，全国22个省市都发现了慰安所。1941年底之后，日军占领了东南亚各地，太平洋各岛，“慰安妇”制度又推行到这些地方，一直到二战结束。

为什么韩国“慰安妇”声音比中国大？

观察者网：与中国的“慰安妇”议题在公共空间中的声音相比，似乎韩国在“慰安妇”问题上的声音更大，国际影响也更大。您怎么看这个现象？

苏智良：为什么韩国声音特别大，倒不是他们受害者人数多。我们推测朝鲜半岛大约有14-16万人，中国受害者超过20万。因为毕竟中国是日军占领地，地盘很大，再加上人口众多。

日军在华慰安所分布图 （不完全统计）观察者网

韩国声音很大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从1991年韩国的“慰安妇”受害者金学顺站出来以后，韩国政府把整个国家动员起来了，将“慰安妇”问题作为国家与日本右翼斗争的重要议题，他们在全国甚至整个亚洲寻找受害者。其实韩国很多的受害者是在中国找到的，因为在战争结束之后，好多受害者觉得没脸面回到家乡。从海南、武汉、上海、山东到黑龙江，我们找到了好多朝鲜半岛的受害者。

在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支持下，“慰安妇”问题在韩国被看作女性社会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。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，其中一个话题就是“慰安妇”问题。但中国学者几乎没有参与，中国的受害者也没有出现。

其次，韩国还把“慰安妇”议题推广到了全世界。他们组织受害者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去讲述她们的故事；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展示这一历史话题，比如拍摄了《鬼乡》等票房突破纪录的电影。

而且，他们还把“慰安妇”少女像推广到世界各地，比如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意大利等地方，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。

上海师范大学“慰安妇”历史博物馆大楼外铸就的国内第一座 中（右）韩（左）少女“慰安妇”受害者铜像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更偏重学术研究与史料考证，社会运动的氛围和资源动员确实不如韩国广泛。比如我们这个团队，首先定位是做历史研究和调查的历史记录者，而不是社会运动组织者，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社会情况决定的。但我们团队也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，比如推动纪录片《二十二》的拍摄，再比如代表国家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。

日本社会历史认知的倒退

观察者网： 您曾指出“日本右翼通过‘史料战’否认'慰安妇'强制性”。具体是怎么表现的？

苏智良：这个由来已久了。日本在战后对战争有所反思，但是不够。特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，扶持了包括岸信介在内的一批战犯嫌疑人上台担任日本首相和官员，这导致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1990年代，“慰安妇”问题曝光后，日本《朝日新闻》、《每日新闻》等大量媒体报道“慰安妇”问题的新发现。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，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反扑。日本右翼抓住《朝日新闻》关于济州岛“慰安妇”回忆录中的细节瑕疵，认为回忆者说谎，发起了大规模质疑，迫使《朝日新闻》撤回这一组报道。这次事件被视为右翼反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

再比如，2000年我们在东京举行了“慰安妇”的民间审判，这是战后“慰安妇”问题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活动。60多个受害者到场，包括中国的6位“慰安妇”受害者也到场了。但是后来，NHK电视台在报道时扭曲了我们的立场。

还有，“慰安妇”研究第一人吉见义明教授，他写了很多论著来揭露真相，但是多次遭受右翼攻击，污蔑他关于“慰安妇”的观点是捏造的。他忍无可忍起诉右翼名誉损害，结果居然败诉了。

更严重的是，20世纪90年代，日本历史教科书普遍地写入了南京大屠杀和“慰安妇”，甚至还有细菌战的内容。但是到了今天，只有极个别还保存着，而且会加个注释：“关于南京大屠杀数字是有争议的”。